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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物理与哲学，一场多巴胺的盛宴 (评论: 原子、苏格拉底和量子物理)
4 days ago
来自豆瓣App Impire 评论 原子、苏格拉底和量子物理 5 2025-05-06 11:39:38 已编辑 贵州 这本书是我今年目前为止读过最好的书。看完序章内心已经发出惊人的感叹，书的内容从新的角度开拓了我的思维和知识广度。这是一本让我读出和音乐有同样共鸣的书，甚至我能感觉到体内有多巴胺在分泌的快感。就像书的标题一样，刚开始拆开每个词，原子、苏格拉底、量子物理可以看出是从哲学和物理之间的关系，但它们之间有哪些关系，这些关系能说明什么，此刻在我的大脑里还没有形成体系，直到作者在序章里对概念讲解。哲学设法逃离了迷信和无知的黑暗（逃离柏拉图的洞穴），勇敢地跃升到光明和知识的世界。它是对真理的洞见，是教人讲理的能力，是差异中的同一性，或是显而易见的变化中的不易察觉的不变性。它的一部分是阿波罗（代表理性），一部分是狄俄尼索斯（代表激情），但绝不会只是两者之一。简言之，哲学或许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好奇的天赋——借由好奇来想象、寻找、发现和学习一切的能力。哲学代表着理论、智慧、求知欲，科学代表着规律、实验、可证伪，哲学蕴含着感性，但它与科学的理性是有联系的，没有哲学的科学是实用而理性的，但也是枯燥的，不含科学的学者是抽象的而高明的，但也未经经验验证。能看出作者的写作意图，他想以科学和哲学互为阐述论证，两者之间关系如何密切。他讲述早先的哲学家如何探索真理，提出了哪些理论，而这些理论和当下已得出实验结果的科学又有哪些关系。哲学的感性与科学的理性的交织释放出一场绚烂的智慧旅程。作者阐述了许多哲学家的思想和科学理论，我仅从一段小插曲描写我读本书的其中一个切入点。今年初读了布莱克·克劳奇的《人生复本》，这是以量子力学为背景的科幻小说，书里恰好提到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烧毁了的诺顿》，翻开艾略特诗集《荒原》，这首诗的开头是这么写的：尽管“逻各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普遍的法则，但多数人似乎却按照他们自己独特的法则生活，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赫拉克利特当时我对赫拉克利特这句话的理解是，只是由于人使用/观察的角度不同，同样的一条路可以被看作是向上的，也可以被看作是向下的，从而成了对立的东西，但它们实际上不过是同一个东西。这给我了警示，事物在不同的人看来因角度和观察不同，对其理解和产生的想法会有区别，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让我懂得尊重每个人都会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在《原子、苏格拉底和量子物理》里，作者对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理论有更深入的探讨，让我的理解更上一层。赫拉克利特持变化论，他认为万物都在不断变化，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万物要遵循逻各斯（支配万物的一切规律），万物都要处于生成状态（形成某物的过程中），而不是成形状态（达到或已经处于既定的最终状态），在此之后就不会再发生变化了。这意味着，万物均在变化，事物或永恒的事物不再存在。我们知道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不可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正是对此说明。万事万物都遵循着规律发生变化，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遵循的原则不同。并且赫拉克利特认为，变化就是对立面的冲突所引起的，没有冲突就不会出现变化。自然界中的万物都表现为冲突中的对立面，所有事情都是依据冲突和必然性发生的。如果没有冲突，宇宙就将走向毁灭，如果没有某种促成变化的力量，事件和过程就不可能存在。因为没有高音和低音就不会有和音，没有雌雄对立就不会有生物。这些都是对立面，故而“冲突即正义”。既然哲学如此，在物理学里又是如何呢。在物理学中互相冲突的情况很多，比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比如各种粒子间的引力和斥力是由粒子不断交换而引起的，即使一个物体在宏观层面上看起来保持着静态平衡，一旦进入微观层面，其实也处在多变复杂且无尽的粒子交换的过程当中。作者引出量子力学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说明赫拉克利特的变化论，该理论认为观测到的粒子位置越精确，速度就越不确定，反之亦然，并且位置和速度的乘积大致等于普朗克常数，所以粒子的速度或位置不可能为零，否则就违背了该理论，因此粒子总有一个速度，说明粒子总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由此可见，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表明了测量的不准确性，粒子的属性（比如位置、速度、动量、能量）无论在最初还是在此后的任何时候的位置都无法确定一个精确的值，所以量子力学必然只能用概率来表示，即用波函数作为薛定谔的解来表示，用以计算量子概率——在某个特定的瞬间和特定的位置发现一个粒子的概率。在量子力学里，我们知道通过一系列的双缝干涉实验得出诧异的实验结果，即观测行为本身也在以某种方式干扰着被观测对象，从而导致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我们也无法准确测量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难道仅仅是在微观世界里观测本身才会影响观测的准确性？显然不是的，大自然似乎不允许我们知道在连续观察的间隙间发生了什么。在微观和宏观世界中的任何观察，始终都是不连续的事件，就像人们通过不停地眨眼来观察自然，就像电影电视剧是通过动态图片形成的连续体，我们的观察是点状的、间歇性的、量子的。如果以上你都读懂的话，可能会像我一样感到叹为观止，我以前只知道量子力学用波函数来表示，但从来没想过为什么。令我惊叹的点在于，作者以我们现有对物理、数学的概念，去撰写背后的哲学理念。如果之前对哲学和物理有了解，这本书就能让你加深理解，感受学科知识之间互为相通的精妙。作者在结语里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最好的回答是因为我们可以。在宇宙的智慧面前我们应保持谦逊，因为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罗素）都已经认识到，我们对万物的认知可能是错的。被这个回答感动到了，知识的旅程实在太美妙了。也许我们认知世界的一切知识都是错的，但唯有一样绝对真实，那就是切切实实发生在我们身上并体会到的情绪情感，智者不会遗忘在智慧里，不仅包含理性，还有感性。如果没有感受到这场多巴胺的盛宴，我也许不会读完这本书，甚至不会考虑要多读几遍。 © 本文版权归作者...
“实锤”就代表正义吗：信息纷繁的时代，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评论: 实锤)
4 days ago
新京报书评周刊 评论 实锤 2025-05-06 11:09:13 已编辑 陕西 阿姆斯特朗是否真的登上过月球？热搜上的明星八卦是确有其事还是在转移视线？晚上一杯牛奶真的有助于睡眠？我相信有关这些疑问，每个人心中都有几乎确定无疑的答案。在短视频流行、自媒体发达、信息过载而非缺乏的今天，尤为如此。我们只需要点开手机上的软件，动动手指，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新闻、意见、观点和故事。如果我们不辞辛劳地点赞、收藏和转发，大数据就会通过我们“一键三连”的习惯筛选和推送我们最喜欢看到、最愿意听到和最希望相信的内容。但不乏反讽的是，或许我们也丧失了一些纯粹和率真：在这个众多消息漫天纷飞的时代，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还有真相存在吗？当代著名法学家弗雷德里克·肖尔（Fred rick Schaue r,1946- 2024）在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实锤：证据在司法、政治及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与误用》中告诉我们，如果愿意且有勇气面对真相，我们还是可以找寻到虽不完美但足够的事实。事实或真相之所以不完美，是因为它们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需要解读它们留下的踪迹并结合自己的判断来指认和确定真相究竟在何处。于是，证据就成为我们相信某件事为真或为假的理由与凭据。肖尔指出，面对证据我们需要明确它只能够告诉我们“是什么构成了一个事实，以及什么构成一个真的陈述或假的陈述”。言下之意，证据及其所确定的事实是一种经验现象，与我们的偏好期望有所不同，也与我们愿意相信的事实彼此有别，更与我们对于事实本身的好坏判断和应对策略关系不大：事实就是事实，无论你是否愿意接受。这就如一句名言所说，“人们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但无权拥有自己的事实！”撰文｜赵英男证据及其不确定性面对证据，我们都需要思考两个问题：证据试图证明什么，以及证据本身是否真实。在这个意义上，证据自身并不具有价值，它是我们确定自己所关心的事实的一种手段。在分析证据时，我们往往会运用归纳推理。比如，肝炎病人大多数都会出现黄疸症状，如果有患者皮肤发黄，医生可能会首先怀疑这是不是肝炎导致的。但正如我们尚未遗忘的数学知识所表明的那样，归纳推理并没有100%的确定性。当我们一次性吃掉过量的橘子时，大量胡萝卜素进入血液暂时无法代谢，皮肤也会呈现出黄色。当然，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因此而皮肤发黄的概率却不高。肖尔风趣地提到，面对证据时，我们需要采纳概率较大的解读，因为“如果你听到马蹄声，你应该猜是马，而不是斑马”。这就凸显出概率之于证据的重要性。有关这一点，证据领域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可能彼此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贝叶斯推断。这种方法主张我们在评估证据时，会对其概率具有既定的某种看法。这便是先验概率。在此基础上，当有新的证据出现时，我们就会对原有证据的概率加以调整。这就是后验概率。贝叶斯推断在各个领域有非常广泛的运用。比如，民间一直流传着有关光绪皇帝死因的故事。清史专家依据正史和时人笔记得出了一定结论，而后在2008年专家们通过检验光绪皇帝的头发而发现其中砷含量非常高。这个证据的出现，自然就会改变专家对于先前判定光绪皇帝死因的证据的评估。简言之，贝叶斯方法注重将证明特定事实的证据逐一单个加以评价。与此相反的则是最佳解释推理。这种方法强调我们并不是逐个评估支持或反对某个结论的证据，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进而找出哪种解释是我们迄今为止获得的所有证据中最佳的解释。最佳解释推理往往被视为贝叶斯推断的对立面，它向后者提出的有力挑战是：一个所谓的证据总是通过成为一系列证据中的一员而成为相关证据。我们不应当割裂证据之间的关联。肖尔教授有关这两种方法的评述非常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他认为，或许它们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截然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需要解答某个问题或检验某个假定时，我们就会去寻找对于解答问题或检验假定有用的事实。这种对于事实有用性的判断，似乎更适宜运用贝叶斯推断。比如，我们都知晓某个品牌的手机质量不错，如果我们发现朋友手里拿着的就是这个品牌的手机，我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朋友的手机质量也很好。反之，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某品牌的手机质量如何，然后看到朋友手里恰好有这个品牌的手机，朋友对此手机的评价就会影响我们对于这个品牌的整体看法。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证据，再逐个评估这些证据就显得没有必要了：此时，我们综合所有证据，将之视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可能会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既然证据总与概率相关，就意味着事实的认定总不会泾渭分明、非黑即白。更准确地说，通过证据认定事实都会具有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设计来管控这种不确定性。在法律中，这种制度就是举证责任标准问题。在刑事领域，英美法中常见的做法是要求定罪时必须“排除合理怀疑”，这通常意味着嫌疑人有90%以上的概率确实犯有被指控的罪行。但在民事领域，举证责任标准则是“优势证据”，也即法官通过权衡认为一方证据所表明的事实的概率大于其他可能性的出现即可。在肖尔看来，这两种不同举证责任标准其实体现着人们对于不同实质价值的权衡。他引述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